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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巴金晚年的痛与梦

 

问题的提出

1979年春天,巴金重返巴黎,这是晚年巴金与青年巴金之间精神行程的一次连接。刚刚经历过“文革”浩劫的巴金,思想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旧地重游带给他的不只是兴奋、亲切,更是对历史的反思。“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育。”巴金谈到重返巴黎时说的这番话,绝非一般地泛泛而谈,而是有着非常具体的历史内容。因为,巴金晚年最为重要的作品《随想录》,正好在1978年12月开始动笔。

准备重返法国以及随后的重返法国,为开始独立思考、提倡说真话的巴金,提供了一次直接感受历史的机会。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一些疑惑、思虑,有可能因重返法国而得到廓清。认识更加深切,表述也更加明确。

在《随想录》中,巴金一再提到他在“文革”初期被迫不停地写交代的经历。我曾见到一份巴金在“文革”中写的关于作家严文井的交代材料,虽因价格太贵没有买下原件,但我保留了一份复印件,它可以帮助我们对巴金当年的情况了解一二。

这份交代为两页信纸,约八百字。标题为“材料”,另在抬头写着“关于严文井”。交代写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严文井是儿童文学作家,曾担任《人民文学》主编,并在中国作协负责外事工作。这份交代显然是严文井的“文革”档案中的一部分,似是由中国作协流失而出。可以断定这是当年外调严文井情况时,造反派组织特地派人到上海逼迫巴金所写。

巴金在这份交代中,主要谈他所了解的严文井在外事工作中的情况。不过,从字里行间看,巴金虽然免不了用“政治标准”、用“主席思想”来衡量严文井外事工作中的“错误”,但他的言词并不激烈,没有“无限上纲”,更没有恶意诬陷与诽谤。相反,我觉得,在造反派逼迫下不得不写交代时,他仍显得比较冷静,有一定的分寸把握。从内容看,他所交代的基本上是一些政治色彩并不严重、也“无伤大雅”的事情。应该说,在革命风暴中,这样的交代并不会给当事人增加多少新的罪责。

但,即便如此,写交代的经历对巴金心灵无疑是巨大的折磨。一个在五四时代狂热信仰安那其(无政府主义)的人,一个曾把真诚、勇敢作为做人的道德标准的人,怎能不对自己的软弱行为、对人格被扭曲而感到痛苦呢?

巴金这样说过:“我怎么忘记了当年的承诺?我怎么远离了自己曾经赞美的人格?我怎么失去了自己的头脑,失去了自己的思维,甚至自己的语言?”这是可以想象到的巴金的内心。一次又一次的精神自责,在开始写作《随想录》时不住地折磨着巴金。正是这种精神的痛苦,成了巴金晚年写作的动力,这与当年在巴黎写下《灭亡》中的片段时的精神状态颇为相似。用他自己的话说,“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

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样变得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做严肃、正确。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

于是,历史的风风雨雨,一个个朋友的坎坷命运,自己人生的复杂体验,在他的笔下一一呈现。他不再人云亦云,不再丧失自我。他直面”文革”对民族带来的浩劫,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一步步逐渐深入的独立思考,首先从主张“干预生活”开始。独立思考——把心交给读者——讲真话,它们成了《随想录》不断出现的自白。清醒的自我忏悔意识,使巴金率先提出了诸多至今看来仍不乏生命力的思想命题。

1978年,中国社会尚处在拨乱反正阶段,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以及“暴露文学”在文坛盛行,但巴金超越个人苦难的诉说,率先提出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他更多地从道德的角度进行自我解剖。进而,他又把反思的范围从”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他的这一观点,他表现出来的忏悔意识,立即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

巴金率先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文革”。1980年4月,在重返法国一年之后,巴金又到日本访问,出席世界笔会大会。在大会所做的演讲《文学生活五十年》里,他这样明确地指出:“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在这里,巴金又一次表现出强烈的世界意识。

巴金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他说: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时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记“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正是巴金对当代史的重要贡献之一。

永远的梦,永远的痛

尽管“文革博物馆”的建立遥遥无期,甚至招致不同人的误解与批评,但对于巴金,这却是他晚年生命中从未淡忘的主题之一。

永远的梦,永远的痛。

巴金噩梦做得最多的时候是在“文革”中和“文革”后。

在干校期间,一天夜里,他梦见样板戏里的“英雄”要掐他的咽喉,从干校的床上掉下来。类似的梦,在武康路家中也做过,他在梦中挣扎,手来回挥动,居然一下子打碎了床前的小台灯。

八十年代,“文革”的阴影仍然让巴金忧虑和恐惧,噩梦也因此而不断纠缠着他。一年春节期间,电视上重新播出样板戏,让他心里恐惧。当天晚上,他就梦见和熟人们又关进了牛棚交代自己的罪行,背诵“最高指示”。

晚年的梦,正是巴金现实生活中反思历史、自我忏悔的继续。

1997年,我到杭州去看望在那里疗养的巴金。我发现,尽管九十三岁已过,巴金思路之敏捷、记忆之清晰仍然让人吃惊。试试他的手劲。左手明显强过写字的右手,用力紧握,居然让人还有一种痛感。不过,他说他气不足,说话困难,很痛苦。他思想,他回忆,苦于气力不足,无法把内心里的话说出来,无法毫无障碍地与人们交流。交谈时,看得出来他的思维走得很快,他能敏锐抓住你所讲述的较为深入的问题,并很想表达出来。可是,只见他嘴唇颤动,想说的那句话却迟迟说不出来。对于一个一辈子愿意将心交给读者的作家来说,这恐怕是最无奈的痛苦。

我将讨论会的情况向巴金做了介绍。自1989年以来,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气氛越来越活跃,宣讲论文、讨论、甚至辩论,真正开始了一种学术与心灵的交流。听了这些介绍,巴金没有说别的,只是说了一句:“要实事求是。”每次见到他时,他都讲这句话。我理解,正如他这些年反复强调的“讲真话”一样,他也希望对他的研究,立足于实事求是,不切实际的推崇或粗暴的批评,都是不可取的。

谈话中,我提到了巴金在“文革”所写的交代。巴金的女儿小林说有很厚一摞。我便说,应该整理出来。的确,巴老一直为建立“文革”博物馆而疾呼,他把这作为反思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看来,以后的人们大概会因为他提出这一建议而永远记住他。我想,类似于他的交代这样的历史文献,是应该加以收集与整理的,并且应该尽可能使之出版。我对巴老说:“其实可以将它整理出来,如果出一本书,会有很大价值的。”他马上反应说:“等我死了之后再出。”思维的敏捷顿时表现出来。我又说:等哪天精神好的时候,可以先为这些交代写几句话放在那里。他点点头,表示同意。

一年之后,我又向巴金提到他的“文革”交代。他还是说,等他死之后再发表。我说趁现在身体还好,写一个序,哪怕几句话也行。我和小林都这样试图说服他。他说:“我考虑考虑。”第二天去问他,他还是执意不允。他说我:“你性子怎么这么急?”我笑笑,说:“我哪有你的性子急?有时候你急起来可比我急得多。”他说:“下次你来再说吧!“

谁料想,随后不久他的病情便加重了。

巴金与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件大事一直萦绕巴金心中。自1986年在《随想录》中提出这一构想以来,巴金并不是像有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很快就放弃了这一构想,退缩到只顾编辑个人全集的避风港之中。没有,他从未放弃过个人的努力。

1995年6月23日,巴金在杭州的疗养住所为《十年一梦》增订本新写了一篇简短的序:

十年一梦!我给赶入了梦乡,我给骗入了梦乡。

我受尽了折磨,滴着血挨着不眠的长夜。多么沉的梦,多么难挨的日子,我不断地看见带着血的手掌,我想念我失去的萧珊。梦露出吃人的白牙向我扑来。

在痛苦难熬的时候,我接连听到一些友人的噩耗,他们都是用自己的手结束生命的。梦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我不是战士!我能够活到今天,并非由于我的勇敢,只是我相信一个真理:

任何梦都是会醒的。

这是年过九旬的老人再次发出的声音。这一年,“文革”爆发即将三十周年,多少人沉默着,也有人还在用所谓新的理论来寻找“文革”的好处,甚至美化“文革”发起者的历史错误与罪责。但巴金依旧在反思,在呼吁,在提醒人们切勿忘记历史血的教训!

难道我们还能要求九十岁的老人做得更多吗?

就在同一年,老朋友、翻译家草婴来看望巴金时,带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他就是编写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的杨克林。杨克林带来他收集的一部分“文革”资料图片,巴金坐在轮椅上认真地浏览。杨克林在这本图录的后记里写到,巴金对他说:“这件事应该做,‘文革’博物馆每一个地区都应该建立。”巴金不仅答应将自己写于1986年的《“文革”博物馆》一文放在书首,还用颤抖的手为画册题词:“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杨克林后来感慨地说:“这是一位伟大的哲人发自心底的声音,是我们民族自信的表现。”

草婴先生担任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的顾问,他在序中这样写道:

当然,纸上的“文革”博物馆不能代替收藏实物的博物馆,但在正式的博物馆建立之前先有一部这样的大型图录,总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也因为这个缘故巴金对这部图录的问世感到由衷的喜悦,并对编著者表示真诚的感谢。我深信,编著者所获得的感激决不止是巴金一人,因为,炎黄子孙将由此了解“文革”真相,防止神州大地重演这样的历史悲剧,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分为上、下集于1995年年底在香港出版,收录了数千张历史照片,这是我所看到的迄今为止关于“文革”历史的资料最齐备、叙述最有力度的著作。这无疑是晚年巴金很高兴看到的一项重大出版工程。

1998年10月17日,还是在杭州,一位方女士专程从美国来探望巴金。方女士给巴金带来的礼物,是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的日文版。方女士此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与巴金商讨该图录英文版的翻译与出版事宜。此时的巴金,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激动地听方女士讲述关于这本画册的一切。他落泪了,他着急地想说些什么,但却难以表达。最后,他断断续续地说:“我一激动就说不出话。”

不必再说。一切巴金都早已表达出来了。几个月后,1999年2月,巴金又一次病危,他被插气管抢救。经抢救,他又一次活了下来,但说话已极其困难。因此,与方女士的见面,就是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最后一次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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