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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吴敦义不关心六四?

许剑虹

 

吴敦义刚当选中国国民党党主席,一个考验他未来会否遵守中华民国建国精神的考验随之而来。那就是他对发生在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事件」,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结果6月4日一整天下来,令人遗憾的是吴敦义没有就此一影响大陆28年发展的历史事件发表言论。冷漠又毫无作为的态度,还比不上普遍被视为「急统派」的现任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

从国民党的「三派人马」谈起

虽然洪秀柱发表的六四纪念文,远远没有前总统马英九那般的一针见血。如果把洪秀柱的名字拿掉,很多人还可能以为那是出自蔡英文之手,一样的避重就轻,甚至是一样的「空心」。不过好歹这两年来,洪秀柱还是有始有终的发表了六四纪念文。纵然出于现实上的考量,她对中共做出了许多的让步与妥协,但是纪念六四,就表示洪秀柱还是有自己的信念与坚持。

那么,为什么主张积极与中共交流,甚至提出「一中同表」政策的洪秀柱会比立场保守,誓言延续马英九「一中各表路线」的吴敦义更主动谈论六四这个敏感议题呢?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把时间拉回到蒋经国时代的序幕,也就是他就任行政院院长的1972年。那年发生了不少重大的外交事件,动摇了中华民国在法理上代表中国的正当性。

首先是中华民国在联合国里的席位,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为中共所夺去。依靠国际社会维持的中国道统地位,就此走向瓦解。不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不再以「中国」称呼台湾,就连中华民国政府保送到海外的留学生都出现「转向」拥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风潮。既然中华民国不再是「中国」,岛内,追求台湾法理独立,也成为岛内许多人认为可以摆脱中共统治的不二法门。

接着下来,则又在1972年的2月分与9月份发生美国总统尼克森(Richard M.Nixon)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日本的事件。田中角荣甚至还在访问北京期间与周恩来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将日本承认的中国政府由台湾转移到了中国大陆。伴随着美日两国「联共制苏」的战略成形,中华民国政府再也无法依靠蒋中正时代所强调的法统来维系对台澎金马地区的控制。

海外的亲共浪潮,搭配岛内的台独浪潮不断冲击国民党统治台湾的正当性。如果不做出改变,不要说继续执政,国民党就连继续生存下去都有问题。为了对付中共与台独,并且为国民党找寻未来生存发展的新目标,蒋经国在党内特别培养了三个派系的人马。这三派人马,分别为「大中国派」、「本土经贸派」与「革新保台派」。

「革新保台」的奠基人,为前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这个概念所代表的是一群认知中华民国政府在「可见的未来」里无法回到大陆,所以想方设法维持两岸分治现状的国民党中生代精英。主张维持现状,并不等于失去对「统一」的期待。不过身为现实派的他们,也知道在可预见的未来里不会有中华民国统一中国大陆的情况发生,所以应该要先让三民主义的制度在台澎金马地区发扬光大。

沈君山认为,既然中华民国政府立基台澎金马,那么做为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最优先考量的,就应该是台湾、澎湖、金门与马祖人民的利益。只要国民党能让台湾人人安居乐业,民主又可以在这块土地上扎根,才有可能对海外华侨与大陆人民产生最大的吸引力。若中华民国能够持续吸引大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目标就不再只是梦想。

不过在真正完成统一的目标前,必须要先确保民生主义与民权主义在台湾被有效实施。70年代的台湾经济已经起飞,发展民主成为当务之急的工作。所以「革新保台派」的任务不只是保障中华民国的延续,同时也要在国内甚至于党内推动政治改革。所以有相当多人也认为,「革新保台派」其实是蒋经国用来「革」他父亲命的产物。

蒋中正与宋美龄对国民党的影响,确实因为「革新保台派」的崛起逐渐淡出。经过了这45年的发展,可以证明「革新保台派」真的在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内都扮演开路先锋的角色。台湾政坛上最能代表「革新保台派」的,毫无疑问的是马英九前总统。他们象征的就是一群立足台湾,但却又不忘关怀大陆的「民国人」。

可是本篇文章的主角,并不是以马英九为代表的「革新保台派」。前行政院院长郝柏村之子郝龙斌在本次国民党主席大选中以第三高票落败,证明「革新保台派」在党内的影响力日益式微。现在要讨论的,是身为「大中国派」代表的洪秀柱与「本土经贸派」代表的吴敦义,对于「天安门事件」究竟有什么看法上的差异。


「大中国派」对六四评价的演变

所谓「大中国派」指的,就是国民党内的右翼民族主义者。今天看似亲共的「大中国派」,渊源可以追溯自蒋中正为了抵抗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而在60年代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那个时代的台湾青少年,从幼年开始就被要求练习写毛笔字、玩扯铃与踢毽子。等稍微长大以后,则不只需要阅读四书五经与其他的中华传统典故,还要被灌输忠孝节义的思想。

与同时代大陆的年轻人一样,他们从课本上学习到了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与日本带给中国的「百年国耻」。唯一不同的,是当年的他们把被同时代大陆青年当成中华民族解放者的中国共产党,视为苏联赤化华夏大地与分裂两岸国土的马前卒。奴役大陆同胞,破坏传统文化的中国共产党看在他们眼中,显然是「西方帝国主义」欠下中国人的最后一笔,也是最大一笔的血债。

尤其是70年代中华民国陷入外交困境,更强化了「大中国派」的国破家亡情怀。在美国读书的「大中国派」与「革新保台派」携手,组织全美中国同学反共爱国联盟以抵制左派学生的亲共浪潮。然而比起负有政治改革使命的「革新保台派」,「大中国派」一开始反而更获国民党内的保守人士喜爱。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王升将军的有意栽培下,他们成为岛内维护国民党老法统思想的中流砥柱。

进入1979年以后,又发生了三起重大的历史事件改变了台湾的整个政治格局。首先是美国在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同时,撤销了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外交承认。这意味着领导自由世界抵抗苏联的老大哥美国,不再替中华民国自视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论述背书。这个「大中国派」过去深信不疑的论述,终于迎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紧接而来的,是邓小平宣布大陆走向「改革开放」,重新拥抱市场经济与传统中国文化。既然中共已经不再走共产主义路线,一部份的「大中国派」知识份子忍不住开始质疑反共的必要性究竟何在。而由叶剑英与廖承志等中共元老喊出的「第三次国共合作」,也确实对许多渴望两岸重归一统的「大中国派」具有高度吸引力。

最后一件事情,则是1979年年底爆发的美丽岛事件,让「大中国派」见识到了台独势力在党外运动中的崛起。主张台湾与中国永久分离的台独,取代了已经「改邪归正」的中共,成为「大中国派」心中超越了一切意识形态与政权概念的民族敌人。于是在「爱乡更爱国」的口号下,他们成为了国民党内反台独的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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