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DEMOCRACY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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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来时路:三民主义即中国本土

社会主义统一中国可行性研究



 

前言

当前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认可的两岸关系政治基础“一中各表”,只是两党基本理念的直白,疏于宽泛,勉强可以维持现状。但是随着两岸实力的此消彼长,现状是难以长久维持的。根据中共“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共建党百年(2021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中共建政百年(2049年)全面实现中国梦,中共将国家统一的时间表定在2021-2049年。有一种乐观的预测认为,习近平连任两届中共核心之后(2022年)将开放党禁,允许并参与两岸政党在中国直选总统,同步实现民主宪政和国家统一。另一种悲观的看法是,中共将维持一党集权,在完成黄岩岛填海造陆及军事部署之后,加上现有永兴岛、永暑礁、美济礁、渚碧礁五个拥有机场的军事基地,解放军有把握拒止美军对台海的干预,完成武力统一。除非中共发生前苏联式自我解体,台湾独立尚有一线生机,否则两岸现状最快在2021年打破,最慢可拖至2049年,结局是中共武力统一或和平统一机会各半。

在这样的态势下,如果国共两党都追求和平统一,则应在“一中各表”基础上,基于各自的信仰和主义相向而行。虽然国民党已再次失去执政地位,但中华民国国号和国家统一纲领尚未废除,而民进党的台独纲领在可行性上甚微。为了两岸人民的和平福祉,两岸应寻找和平共处之最大公约数,互相靠拢。这个最大公约数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或中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文在此呼吁民进党放弃台独纲领,回归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如果认真挖掘三民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者的本质,去除遮蔽其上的种种扭曲与误解,就能不忘初心,返璞归真,各自找到来时的路。不难发现,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背离了信仰的初衷;再深究一下,二者的初衷其实没有本质差别。因此,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可以再次携手并肩,走向民主宪政,和平统一的。当然,由于国民党自身长期积弊及下述条件,本文探讨的也许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行性。(1)国民党不承认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导致其大陆失败,台湾再败的根本原因;(2)国民党坚持“汉贼不两立”的封建愚昧,宁愿向台独让步,不愿主动与中共谈民主宪政统一;(3)国民党内斗不止,濒临瓦解,无力再执政:(4)共产党乐见国民党被民进党窒息,待民进党越过台独红线则以武力实现统一;(5)中共因内部矛盾或外部战争导致解体,中国出现分裂......

虽然笔者不怀疑大陆有能力一蹴而就,用武力统一台湾,但是随后的治理成本将十倍百倍。希望两岸当局慎重考虑本案,为中华民族的福祉择善而行。

一、三民主义即中国本土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借鉴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传统,结合中国文化传统,根据中国国情提出的政治纲领。其中民族主义反对列强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军阀,求得各民族平等的民族统一;民权主义倡导民主政治——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以管理政府,政府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以治理国家,它强调政府有治权,人民有政权;民生主义有两个重要原则,一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二为节制资本(私人不能操纵国民生计)。

清末民初,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相继经日本传人中国,相关之政党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1905年8月,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章太炎在东京赤坂区成立同盟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纲领,先后发动十次武装起义,于1911辛亥年10月10日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1911年11月,江亢虎以社会主义研究会发起人名义在上海成立中国社会民主党,出版《人道周报》为机关报。1912年1月以章太炎为首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和以张謇为首的“预备立宪公会”联合成立统一党。1912年5月梁启超统合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共组为进步党,成为北洋军阀统治期间临时国会第一大党。1921年春,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董必武、毛泽东、何叔衡、陈公博、周恩来等人分别在上海、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以及法国巴黎成立共产党支部或小组,同年7月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当时知识界和各政党对中国前途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梁启超说:孙逸仙虽不是个学者,但眼光极敏锐,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社会主义者,概括最重要之意,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胡汉民说:土地归于国有,也就是全国大资本归于国有,唯有国家为大地主、大资本家才足以造福于全体国民。中国具有经营大事业之能力,则外资输入有利无损,可补本国资本之不足而谋产业之发达。由此,中国可行社会革命。胡汉民认为,社会革命只是实行土地和大资本国有,小企业、小资本仍听由自由竞争。均富也不是平分财产,而是人民机会均等,依其才能而定酬劳。1905年5月孙中山去日本组织“同盟会”,途经布鲁塞尔拜访了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主席王威尔德和书记胡斯曼,请求将“同盟会”加入社会党国际。孙中山解释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第一、驱除篡权的外来人,从而使中国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第二、土地全部或大部为公共所有,由公社按一定章程租给农民。并表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由于它们,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所有的行会都是社会主义的了。我们将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了。全世界也会相信,完整的集体主义制度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梦想或乌托邦。这种办法所取得的转变,将比许多年的著作或成百次会议所取得的还要多。同年10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自己的主张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夕派人将他从欧美带回的四本社会主义著作:《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发达史》、《社会主义之理论与实行》、《地税原论》送给中国社会党总部并附函称:请广集同志,多译此种著作,以输入新思想,若能建一学校研究斯学,尤所深望。1912年春孙中山对江亢虎说:对于社会主义深以为流动鼓吹为一己之责任,务期发阐社会主义之真理。同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在上海对中国社会党连续作了三天报告,专门演说社会主义。

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一讲”指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民族是由于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王道是顺乎自然,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团体,便是国家。自古及今,造成国家没有不是用霸道的。如此看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就是集体主义、国家主义。这和马克思、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学说类同。孙中山认为民族复兴必须打破帝国主义、封建专制和军阀割据。他对俄国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建立社会主义赞许有加,预测世界潮流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因此阶级斗争、公理对强权之战争不可避免。他说:自欧战以后,俄国人自己推翻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的国家变成新社会主义的国家,成功不过六年,不但打破俄国的帝国主义,并且打破世界的帝国主义;不但打破世界的帝国主义,并且打破世界的资本主义。因为现在各国表面上的政权,虽由政府做主,但是实由资本家从中把持;俄国的新政策要打破这种把持,故世界上的资本家便大恐慌。自俄国新变动发生之后,就我个人观察已往的大势,逆料将来的潮流,国际间再次大战是免不了的;但是那种战争,是阶级战争,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理和强权的战争。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演讲中,孙中山指出:中国革命六年后,俄国才有革命。俄国革命党不仅把世界最大威权之帝国主义推翻,且进而解决世界经济政治诸问题。这种革命,是彻底的成功,皆因其方法良好之故。在“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演讲中,孙中山再说: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他。俄国六年前之奋斗,均为民族主义的奋斗。其最初之共产主义,亦由六年间之经验渐与民生主义相暗合。可见俄之革命,事实上实是三民主义。其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其实现在我们何尝有国?应该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以后再去爱之。党之于国家即如棚寮之于洋楼。党有力量,可以建国。故大家应有此思想与力量,以党建国,兹请进而研究建国的方略。在关于民生主义的演讲中孙中山指出: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

孙中山在“民生主义第二讲”指出: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共产主义既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为什么国民党员要去反对共产党员呢?这个原因,或者是由于共产党员也有不明白共产主义为何物,而尝有反对三民主义之言论,所以激成国民党之反感。但是这种无知妄作的党员,不得归咎于全党及其党中之主义,只可说是他们个人的行为。所以我们决不能够以共产党员个人不好的行为,便拿他们来做标准去反对共产党。1919年8月,孙中山在上海创刊国民党理论刊物《建设》杂志,任命胡汉民为总编辑。正是胡汉民在《建设》杂志发表了《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从经济的基础观察家族制度》、《考茨基底伦理观与罗列亚底伦理观》、《阶级与道德学说》、《孟子与社会主义》等多篇在当时理论水平很高、影响很大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长文,使他成为民国初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突出代表。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在绝境中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1923年1月16日苏联特使越飞来到上海与孙中山会晤,商讨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军以及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的问题,双方在1月26日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孙逸仙博士认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无使此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越飞完全同感,认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在民国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孙文越飞宣言”的签订标志中国国民党与苏联正式建立了合作关系,表明孙中山公开确立联俄政策,这为后来第一次国共合作,展开打到军阀、反帝反殖、重建民主共和国的大革命奠定了基础。1923年12月29日,孙中山接受列宁的援助重建大元帅府,共产国际派出鲍罗廷到广州为孙中山顾问,以苏共模式重组中国国民党。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阐释三民主义各项政策,发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的一系列演讲和大会宣言阐述的政策,被共产党人概括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同年3月孙中山在苏联援助下组建黄埔军校,委任蒋介石为校长。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在孙中山的组织指导下,由国共两党的代表共同制订,它既反映了与会者的集体意志,也体现了孙中山晚年思想的发展。在共产党人的努力和帮助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这次会议到会代表165人一半由各省党部选举产生,一半由孙中山指定。其中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林伯渠、谭平山、王烬美、于树德、李维汉等24名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出席了大会。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四十一人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瞿秋白、林祖涵等十人,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宣言内容分三部分:

(一)中国之现状。宣言总结了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指出:“进行国民革命之目的,乃在于满洲颠覆以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民族方面,由一民族之专横宰制过渡于诸民族之平等结合;政治方面,由专制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经济方面,由手工业生产过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循是以进,必能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变而为独立的中国,以屹然于世界”。

(二)国民党之主义。宣言指出:国民党之主义即孙先生所提倡之三民主义。关于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民族解放之斗争其目标不外反帝国主义。惟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自由与独立始有可望也。国民党郑重宣言,承认中国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中华民国。关于民权主义,宣言主张:国民有选举、创制、复决、罢免诸权。政府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关于民生主义,宣言指出:“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以均地力。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养老之制、育儿之制、周恤废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

(三)国民党之政纲。宣言对外提出废除帝国主义与清政府及军阀政府所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其在华攫取的特权;对内提出采取均权、自治、土地国有制政策。“凡全国一致性事物,划归中央;有因地制宜性质者,划归地方。以县为自治单位,各省人民自定宪法,自举省长;但省宪不得与国宪相抵触。土地税收、地价增益、山林川泽、矿产水力,皆为地方政府所有,以应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卫生等各种公共之需。各县以岁入最低百分之十,不超过百分之五十为上缴国家之收入。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严定田赋地税之法定额,禁止一切额外征收,调正粮食之产销,以谋民食之均足。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确认男女平等原则,助进女权发展。励行教育普及,增高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企业有独占性质者,私人力所不能办者,如铁道、航路等,当由国家经营管理之”。

纵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其内容处处显示为中国文化之大同思想与西方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调和之特征。平心而论,三民主义各项主张比苏俄式粗暴革命更细腻,更切合中国国情,其理论形态属现代意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若认真贯彻实行三民主义,国民党完全可以联合共产党打到军阀,铲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统治,革除种种顽疾流弊,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中国。毕竟北洋军阀时期已开启政党在国会问政之先河,并且在国民党1927年4月以大屠杀清除共产党之前,三民主义完全赢得共产党赞赏和追随。1925年当戴季陶等国民党右派对三民主义作种种曲解时,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应乎中国被外力、军阀、买办、地主阶级重重压迫的客观环境,为我们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的己故领袖孙中山先生看清楚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于是定下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又看清楚帝国主义借以剥削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是军阀、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又定下了革命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

对共产党人所指控的“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虽然国民党人矢口否认,但是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孙中山在大会演讲中对三民主义重新阐释的字里行间,新三民主义及三大政策的意思确实可以归纳出来。孙中山既然委任中国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军队、黄埔军校中的要职,而且两党联合挥师北伐,取得节节胜利,那么最终打到军阀,筹组联合政府,建立自由民主宪政共和国,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历史总是不能尽如人意。如果不是孙中山英年早逝,以他的声望、学识、领导能力,加上苏联的援助,应该能够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从理念、信仰到阶级、政党、个人利益的冲突,限制在可控制范围。在北伐革命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之后,逐步建立一个由国共两党通过议会选举执政的联合政府,实现其建国方略。

在共产党人看来,由于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路线方针,在错综复杂的国民党、共产党、共产国际之间的矛盾中,在没有完成北伐,没有打到军阀的情况下,国民党人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同盟军——共产党人,这是导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无法在中国大陆实现的根本原因。由于蒋介石不能贯彻民生主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主张,在共产党鼓动农工造反的过程中,他只是扬汤止沸而非釜底抽薪;随着蒋介石对共产党举起屠刀,共产党亦针锋相对,武装起义,拥兵割据,并以农村包围城市之战略,四面出击;国军虽勉力围追堵截,往往因中央与地方各自为政,尔虞我诈,所以总是力有不逮;适逢日寇铁蹄侵华,八年抗战,艰苦卓绝,致国力衰竭,共军坐大,重庆谈判再错失国共合作,再组联合政府之机,终致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而共产党实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以三民主义为出发点,借鉴列宁主义贯彻“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获得农工的鼎力拥戴,得以从农村包围城市,以弱胜强,建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权。

历史不能改写,却可以明鉴。从中国国民党和和中国共产党皆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政权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来看,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同源共生的,而且国共两党同属革命政党,同样信奉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因此可以说,国共两党是中国土壤中一颗藤上结出的两个瓜,没有什么本质性区别。只是因为“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封建专制思想作祟,蒋介石在北伐战争中和抗日战争胜利后两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关头不愿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中国因此与民主宪政失之交臂。基于同样的原因,中共建政六十多年虽然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在政治改革上束手束脚,未能以民主竞选执政的形式,展开国共第三次合作,实现国家统一。历史诡谲之根源在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党国体制,党主立宪,由党建军,由枪杆子夺取政权。两党都立党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因此,历史上纵然有三次两党合组联合政府的机遇,都失之交臂。

二、“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多条道路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共产主义理念不是马克思所创,而是人类自古以来最深层的追求,战国时代孔子在《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西方,共产主义以古代哲学、宗教的肇始——本体论“万物实现自己,是其所是”为理论基础,可追溯至古希腊诗人赫希俄德的诗歌《工作与时日》,并由柏拉图的《理想国》、天主教、基督教的一系列“福音书”、《使徒行传》以及莫尔、康帕内拉、摩莱里、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等人对和谐之城“乌托邦”的描述以及付诸实验而执着地流传下来,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发展。共产主义是关于人类自由解放(实现自己,是其所是)的学说,在共产主义实践中,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这些手段适用与否,以具体国情条件为转移。暴力革命与专政并非共产主义的专利,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同样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暴力;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等普世价值,同样是共产主义之应有之义;巴黎公社也是为自由、民主、人权而战。

对于实践共产主义的途径,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各国的具体国情,分别提出了四条道路:(1)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2)俄国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可以作为共产主义的起点,而无需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3)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德国,资产阶级发动的民主革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4)根据英国的实际情况,可以通过议会选举实现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目的。

对于各国如何根据自己的具体国情实践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早有说明:“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故然是马克思暴力革命理论与俄国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成果。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宪政基础,同样提出无产阶级可以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形式中逐步实现自己阶级的执政。他们在1846年7月致菲格斯·奥康堖尔的信中早就明确了这一点:“欣悉您在诺定昂的选举中取得了光辉的成就,我们谨向您,并通过您向英国的宪章派庆贺这次辉煌的胜利。英国工人阶级十分清楚他们应该采取什么立场。工人阶级的战斗口号是:根据人民宪章对宪法实行民主修改,如果这一点实现了,工人阶级就会成为英国的统治阶级。”18恩格斯在1887年《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再次重申马克思认为英国可以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社会主义。他说:“《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在英国,马克思的理论正是在目前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1825年至1867年每十年反复一次的停滞、繁荣、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时刻,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他从这种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并不是一种既定的社会制度或固定模式——这边是资本主义,那边是共产主义;而是一种对私有财产积极扬弃的极其漫长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表现为自然的本质力量即自然科学在实践中日益转化为人的本质力量,成为改造社会生活,为人的自由、解放做准备的强大工具,尽管它必须首先经过非人化的历史过程。因此,生产资料公有制不是评定共产主义的唯一标准。评定共产主义的标准是:人作为主体是否扬弃了异化劳动,实现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其劳动成果是否归自己所有,个性获得自由发展?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历史条件下,政府通过向资本征收累进税,将资本从科学技术(社会成员联合劳动的产品)中获得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以社会福利的形式返还给社会劳动成员——这同样实现了自由、平等、公平和正义。因此,马克思认为暴力革命对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事业可以仅仅是一种绝不放弃的权利。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大工业是自然界与人之间,亦即自然科学与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工业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通过工业化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的自然界。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决不是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的即人的采取对象形式的本质力量的消逝、抽象和丧失,决不是返回到违反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相反地,它们才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是人的本质对人说来的真正的实现,是人的本质作为某种现实的东西的实现。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个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实际上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共产主义是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恩格斯1895年3月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公开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恩格斯又说:“《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而拉萨尔又再次提出了这个要求。当俾斯麦不得不实施普选权作为促使人民群众对他的计划发生兴趣的唯一手段时,我们的工人立刻就认真地加以对待,把奥古斯特•倍倍尔选进了第一届制宪帝国国会。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这样使用选举权,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千百倍的好处,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的榜样。如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由历来是欺骗的手段变为解放的手段。”

在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大陆的政治理论界和决策者对怎样消灭私有制长期存在误解:认为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收了地主、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就是消灭了私有制。在农村,公社化以后,就是消灭了私有制。殊不察马克思所说的消灭私有制与消灭市场经济、消灭阶级和消灭国家即实现共产主义,是同步进行的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不同方面,这是一个永恒发展着的历史趋势,只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才有可能实现。上述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的误解,在实践中取消市场经济,割资本主义尾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造成揠苗助长,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错误,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灾难。

需要澄清的是,对于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指控:——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你们要消灭个人劳动所得的财产,要消灭一切构成个人自由和独立之基础的私有财产。马克思反驳道:“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机会,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机会。”马克思的论据是:“资本是集体劳动的产品,它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联合劳动才生产并运作起来。所以资本不是一种私人的力量,而是社会力量。把资本变成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并不等于把个人财产变为公共财产。这里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属性,将它的阶级性质去除。”马克思在此强调资本的社会属性,因为固定资本是许多人联合劳动的产品,它凝聚了科学技术的本质力量,因此它的效用,它帮助活劳动提高的生产效率,它创造的价值远远大于其生产费用。因此,工人在高度自动化大工业中所创造的财富理应通过政府赋税等二次分配途径,归全社会成员共同享有。

《共产党宣言》宣告“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变成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对此解释说:“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可以直接建立这种统治,因为那里的无产者现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数,在法国和德国可以间接建立这种统治……”。“这种统治(1)用累进税、高额遗产税、取消旁系亲属继承权、强制公债等来限制私有制。(2)一部分用国营工业竞争的办法,一部分直接用纸币购买的办法,逐步剥夺土地私有者、厂主以及铁路和海船所有者的财产。(3)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举行暴动反对大多数人民的叛乱分子的财产。(4)组织劳动或者让无产者在国家的田庄、工厂、作坊中工作,这样就会消除工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并迫使残存的厂主付出的工资跟国家所付出的一样高。”毫无疑问,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实践共产主义并非仅仅只有暴力革命夺取政权那一条道路。今天,马克思、恩格斯要建立的民主社会主义已经在北欧和西欧国家实现了。

问题在于,资产阶级总是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暂时性规律夸大为永久性规律。正如马克思所说:“一谈到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敢去理解你们在谈到古代的所有制和封建的所有制的时候能理解的那种道理了。”所以,只要承认人类永远处于进步中,就不难理解共产主义是人类趋向自由的发展方向。马克思写道:“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的差别已经消灭和全部生产集中在由各个成员组成的一个团体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将失去原来的政治性质。”——这里“各个成员组成的一个团体”,指“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或自由人联合体”——股份制就是它的现实形式。接着马克思连续用两个虚拟语气说:“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一争中一定要团结成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就消灭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就根本消灭一切阶级,从而也就一并消灭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这句话的意思是,作为一种预言,消灭私有制与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是漫长历史进程中同步进行的趋势。然后马克思给予共产主义一个依据伊壁鸠鲁原子论做出的本体论意义的描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的意义在于:人的本性与原子偏斜运动一样,每一个人如同一个原子,都是与生俱来意志自由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与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都是在不完美和不自由中努力争取着自由。阶级斗争不过是辩证法对本体论(社会发展规律)的表现形式:事物中矛盾双方就像自由意志与秩序、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在永无休止的对立斗争中达到统一。在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犹如一群自由的原子在相互碰撞中结合——不断打破旧有结构,发展出新事物、新世界。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指团体中的每一个人都作为人存在,他的劳动创造的产品归自己所有,他实现了自己的主体性,他摆脱了异化状态,他的个性获得自由发展。这就是西方本体论哲学和基督教赋予共产主义的内在必然性——万物都趋向一个至善而去,实现自己,是其所是。在此意义上,共产主义和基督教是同源的。马克思同时清醒地指出:“只要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竞争成为多余的东西,因而还这样或那样地不断产生竞争,那末,尽管被统治阶级有消灭竞争、消灭国家和法律的“意志”,然而它们所想的毕竟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此外,当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实现这个意志以前,这个“意志”的产生也只是存在于思想家的想象之中。”

海德格尔对共产主义理论与本体论的关系有如下深刻的见解:“唯物主义的本质隐蔽于技术的本质中。作为真理的一种形态,技术植根于形而上学之历史中。人们可以用形形色色的方式来对待共产主义的学说及其论证,但在存在历史上可以确定的是:一种对世界历史性地存在着的东西的基本经验,在共产主义中表达出来了。谁若只把‘共产主义’看作‘党派’或者‘世界观’,他就想得过于短浅了。”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共产主义的必然性是:“特殊性原则正随着它自为发展成为整体而过渡到普通性,而且惟有在普遍性中才能达到它的真理以及它在现实性所应有的权利。……因为特殊性必然要把自己提高到普遍性的形式,并在这种形式中找到它的生存。”赫斯指出利己主义是人类必经的历史阶段:“如果人类不是从单独的个体开始的话,人类就不必为了他的对他来说是异己的和外在的财富而进行利己主义的斗争了。”“当我们的本质至少在理论上已经受过训练的时候,我们当然能够设想一个没有自我毁灭的人类社会,并且实现一个多种多样的和协调一致地共同活动的生产,以便使每一个受过训练的人都能够按职业和爱好在社会中自由地表现其能力和才干。现在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现在人的能力、人的本质发展到了过剩的程度。自然力不再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同人相对立,人认识了自然力并运用它来达到人的目的。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民主宪政体制中向福利社会过渡,就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亦即行进在黑格尔、赫斯、马克思、海德格尔所描述的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上——特殊的东西必然要把自己提高到普遍性的形式,并在这种形式中寻找并获得它的生存。

三、中国实现民主宪政与国家统一的可行性

今天,中国大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2015年GDP总量仅次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成为超级强国,不过,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深化等问题;相比之下台湾虽然经济发展较慢,却较好地实现了社会均富,实现了民选政府,但是也出现民进党从两岸和平发展的“一中各表”原则后退,走向台独的危机。“一中各表”指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它暂时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但不能阻止民进党追求“法理台独”。民进党若一意孤行,很可能通过修宪改变中华民国宪法对领土范围涵盖大陆地区的界定,在领土主权上与大陆地区切割,将台湾当作中华民国,形成一边一国。如果两岸关系不能在“一中各表”的基础上突破,共同追求民主宪政统一,那么民主但弱小的台湾被专制而强大的大陆武力吞并,将是大概率的事情。指望美国、日本捍卫民主,协防台湾,恐怕只是镜花水月一场空。

就中国的民主宪政与统一而言,两岸僵持在先民主再统一与先统一再民主之较量。台湾当局希望大陆先实现民主再谈统一,大陆当局则欲以“一国两制”先行统一再谈民主。要突破僵局,两岸政府就应该共同努力,相向而行,同步实现民主宪政与国家统一。本文认为,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两岸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只要两岸政府不忘初心,回归三民主义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在此基础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能够同步实现两岸的民主宪政和统一。理由如下:

1、三民主义之首的民族主义,开宗明义是驱逐鞑虏,重建中华。民族主义追求各民族平等条件下的国家统一。民进党当局只要不修改中华民国国号和宪法,就没有理由反对国家统一。台独违宪。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对鼓吹、推动台独者,可全民共诛之!

2、三民主义本来就是中国本土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始就以三民主义为良师益友。毛泽东正是在领会三民主义精神实质、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汲取苏联十月革命经验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三民主义,才带领中共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1925年10月毛泽东为《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日刊》撰写《发刊词》指出:孙中山应乎中国被外力、军阀、买办、地主阶级重重压迫的客观环境,为我们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义。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及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我们的伟大领袖虽死,革命的三民主义不死。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指出:只有国民党一大宣言对三民主义的解释,才是真释;这个宣言区分了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两个历史时代;新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才是真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只有新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相同,才是中国今日之必须。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陕甘宁边区实行的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他说:共产党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都是符合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原则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为本党的最低纲领而奋斗和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而奋斗,基本上是一件事情。不但在过去和现在已经证明,而且在将来还要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三民主义的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毛泽东完全赞同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好朋友的看法,并进而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观点,即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结合点的问题。结合点在哪?就在于孙中山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思想和口号,同共产主义在民主革命阶段政纲的基本相同。那种以为两个主义不能并存的观点,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在现在,我们是坚决的三民主义实行者,在将来,我们是无条件的实行共产主义者。现在一定在走三民主义,这是到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工农民主专政也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则是彻底的民生主义。毋庸讳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毛泽东革命理论的重要来源。

3、三民主义的本质是社会主义。但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三民主义被蒋介石篡改背叛,反其道而行,成为其反共抗俄,光复大陆的纲领。当前,三民主义在台湾早已名存实亡,民进党早已抛弃了三民主义,而且理论混乱,没有统一的政治理念。因此,只要将三民主义正本清源,恢复其中国本土社会主义的面目,在新的历史时期推陈出新,就能充当两岸共同走向宪政统一的政治纲领。蒋介石对三民主义即中国本土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态度,从拥护到怀疑,最后彻底背叛。在大革命即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蒋介石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中国本土社会主义的主张。1923年蒋介石出使莫斯科时,认为中国革命应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实行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第二阶段才是宣传共产主义,实行“经济革命”、“社会革命”。1925年12月他在《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同学录序》中称:“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孙中山逝世之后蒋介石大权独揽,开始任意解释、篡改三民主义,将它说成一种具有儒家伦理、忠诚于领袖的革命哲学,并贴上反共抗俄的标签。1932年蒋介石在“革命哲学的重要”演讲时称:“三民主义是什么呢?在伦理和政治方面讲,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来做基础,在方法实行上讲,就是‘知难行易’的革命哲学。蒋介石1952年在《三民主义的本质》一书又说:三民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麼?简单地说,就是伦理、民主与科学。所谓民主的精神就在纪律,而其具体的意义就是法治。科学在中国旧名词上所说的就是“穷理致知”,亦可以说是求精求实,而其应用在社会科学上的意义,就是组织。总理曾经解释三民主义為「民有」「民治」「民享」,我在《三民主义的体系及其实行程序》里,也曾经以「情」「理」「法」来作為三民主义的註释,然究其实际,如要其实践有效,还是要由这「伦理」、「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和法则,来作為基準。三民主义的建设,其所以没有能够完全实行的最大原因,是因為我们把这二十几年的全力,都用在扫除实行三民主义的障碍上去了,大家都知道暴俄奸共,比我们从前的敌人——国内的军阀与日本军阀,狡诈险恶更要超过几十百倍,更是我们三民主义所绝不相容的巨奸大敌,同时也是世界民主国家共同的敌人,我们遭遇了这种空前的大患与浩劫,那就更不能不起而奋战,来扫除我们三民主义的第三个障碍了。如此这般,蒋介石不仅将三民主义割裂肢解,而且违背孙中山的初衷,用三民主义来对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时以“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封建伦理道德束缚国民的思想,维护其独裁统治。

4、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借鉴西方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学说发明的一套中国本土化的社会主义学说,它结合社会主义的天下为公思想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保护,融入了中国儒家道德伦理和民本主义思想传统。三民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英国可以通过议会选举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相合,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三民主义与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容,与中国共产党追求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之理念相通,与习近平追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脉相承。三民主义理论上溯中华五千年优秀的文化传承,下融欧美现代政治理论精华,自问世百年来推翻封建专制,引导中国走了向共和,在启蒙民智、振兴民族精神方面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三民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高度自洽,是中国大陆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走向民主宪政,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途径。以三民主义规范两岸关系,拉近两岸距离,同步实现民主宪政与国家统一,是代价最小,可行性最大的不二之选。


作者:黄湘中 哲学博士

2016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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